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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宋襄公的“傻”看人们观念的变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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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从宋襄公的“傻”看人们观念的变异

 

作者:于阳

提到春秋时期的宋襄公,中国大陆人、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熟悉这个名字,人们联想到的就是蠢和傻的代表,以致宋襄公成了傻子的代名词。但这一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,是毛泽东灌输给人们的,毛泽东说:“我们不是宋襄公,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(《论持久战》)。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篇评价失败者的文章,谈所谓“输家传统”,仍然骂宋襄公是“蠢猪的代表”,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”。

宋襄公傻么?

为什么说宋襄公蠢和傻呢?因为他在与楚国作战时,自己的军队已排好阵势,楚军却正在渡河,他的臣下劝他趁机攻击楚军,他不同意。等楚军排好了阵势,两军开始对战,由于楚强宋弱,宋军大败,宋襄公的卫士战死,自己也受了伤。

宋襄公表述自己对战争的观点是“不再伤害已受伤的人;不俘虏花白头发的人;不依靠险要取胜;不攻击没有排列成阵的敌人”(“君子不重伤,不禽二毛,古之为军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,不鼓不成列”《左传·鲁僖公二十二年》)。这就是后人称宋襄公傻的原因。大家知道,宋国人是商朝的后裔,宋襄公对战争的观念不能认为是他性格的表现,他不过是在遵守先人定下的作战规矩。说他仁义是后人对他的行为的评价。

如果我们从蠢和傻的角度评价那场战争,那么蠢和傻的应该是楚军,既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,为什么楚军还敢冒然渡河,就不怕宋军突然袭击?这只是说明楚军也知道宋襄公所说的那些作战规则,而且也遵守这些规则,也说明这些规则就是当时战争的普遍规则,古时军队作战有礼有节,不讲阴谋诡计,礼就是“不以阻隘,不鼓不成列”,节就是“不重伤,不禽二毛”,根本没有什么搞突然袭击的这种作战方式的思想意识。

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《左传》中的这段记述。这段文章后人也称“泓之战”,也叫“子鱼论战”,子鱼是宋襄公的庶兄,时任大司马,就是他劝宋襄公趁楚军正渡河时进攻楚军。

子鱼说的对么?

泓之战的起因是,宋与楚争当诸侯的盟主,于是宋发兵攻打附属楚国的郑国,楚为救郑而攻宋,就引发了这场泓水之战。事件的开始是子鱼力谏宋襄公不要与楚国开战,因为他知道楚强宋弱:“天之弃商也久矣,君将兴之,弗可;赦也矣。”“天之弃商”,这里是说商早已被周替代,老天爷已放弃商朝,也可理解为人们已经放弃了商朝的传统观念。什么传统观念呢?就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对待战争的观念。子鱼明白,“君将兴之”,就是这位国君想通过展现商朝的传统规范来争取诸侯的拥护,用恢复传统的观念获得诸侯的支持(争当盟主),“弗可”,是不可能的,是行不通的。为什么说“赦也矣”?就是不要和它(楚成王)争了,饶了他吧。诸侯国分“公侯伯子男”五等,宋的爵位是公,楚的爵位是子,公赦子,合礼合规。而楚成王是自称为王的,这是一种僭越,这也是宋楚之战的一个原因。

我们再看看子鱼是如何反驳宋襄公的观点的(这里翻译大意,不再引用原文):“君王您不懂作战。敌人遇险要之地无法布阵,正是天助我军,乘势堵截攻击,有何不可?这还担心不能取胜呢。而且面临强大对手,都是敌人,即使是老人,能俘就抓来,何必考虑头发花白与否。让军队懂得耻辱,教其作战方法,就是为了杀敌,敌人受伤未死,为何不可再伤一次?如果可怜受伤人员,开始就不应伤害他。可怜头发花白的老人,则不如服从敌人。三军应在有利的条件下发挥作用,鸣金击鼓用声音鼓舞士气。见到有利的机会就应该用,利用险要攻击是可以的。击鼓进攻没有整队的敌人是可以的。”

我们不能说子鱼说的没道理,看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,也确实是按照子鱼的观念发展过来的,但子鱼并没有评价宋襄公仁义,也没有认为他蠢和傻。《左传》只是记述历史事实。它描述了泓之战的经过,描述经过的文笔讲述了宋襄公与子鱼不同的战争观念。但《左传》没有评价是应该维护传统观念还是改变它。所以后人评论《春秋左传》叫“述而不作”, 不做是非对错的评价。朱子解释说,“述是传旧,作是创始。故作非圣人不能,而述则贤者可及”(《论语·述而·朱子注》)。

“规范(应该)”与“描述(实际)”的纠结

那么战争是应该有礼有节,还是应该“兵不厌诈”?这个问题今天似乎不用讨论,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因为它能反映出人们的认识的变化,说明白一点,就是说反映出人们的观念是如何一步步败坏的。从逻辑思维的角度说,“应该”是规范性问题,也就是何对何错,何好何坏,何者需立何者当废。所以宋襄公谈的是规范性问题,是“应该”。而“实际”怎样,是描述性问题,也就是过去是怎样,现在是怎样,未来将是怎样,子鱼谈的是描述性问题,是“实际”。“天之弃商”不可改变,也之所以孔子的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”不可实现,尽管是应该的,这就是实际,是现实。韩非子看透了这点,所以总结出“上古竞于道德,中古逐于智慧,当今争于气力”。也之所以《左传》只是描述不作规范,春秋战国时期是观念大变革的时代,统一的、传统的规范已遭彻底破坏,很类似当今中国大陆人的观念状态。

这里强调一下,这里所指的实际是指“现在的,现实存在的”,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“本质和必然性”。

放弃规范性问题,遵从描述性问题,正是人们道德扭曲、道德水准下滑的表现,比如说贪污受贿,谁都会说不应该,可古今中外都有,将来也不能保证没有,这就是实际,有些官员开始并不想贪污受贿,因为知道不“应该”,可别人都这样做,那么“现实”就是这样,有这样的条件,做也就做了。所以随大流,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衡量是非的标准没有了,以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。我经常引用这句话,“邪恶的行为尤其需要理论的支撑,以便说服自己”,所以这些人总会把不应该的行为找出“应该”的理由。这也是“实际”的一种存在形式。

当然往深层次上说,找理由说服自己的本身,说明他的内心还知道自己在做坏事,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中还有善的因素存在,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,还理直气壮的去做的人,还是有区别的。可虽然有这种区别,但同样去做了,性质是一样的。这是不同层次评价的理。

有人会引用黑格尔的“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,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”为自己的邪恶行为辩护,这不过是玩辩证思维的游戏。什么是合理?理是有不同的标准的,“公有公理,婆有婆理”。人的本性有为私的一面,“趋利避害”是合理的,但不能说相反的一面“舍生取义”就不合理。死刑是否应废除?卖淫是否合理?为什么有人支持有人反对?为什么有的国家合法有的国家不合法?因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,当今叫价值标准。所以思维科学中又有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之分,这里不再详述。这个问题牵扯到人类是在发展进步,还是在倒退败坏,笔者以前的文章谈论过。

谈论一个问题,会牵扯出许多其它问题,这些问题最后又归结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,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,都有这种状况出现。所以对许多观点表述起来会相当吃力。这里插一句个人的感受。

战争是什么

战争是什么,这里不从理论上谈,古往今来谈这个问题的学说太多了,这里只从认识的角度重复一下两种观念。

老子讲“以正治邦,以奇用兵”,孙子讲“兵者,诡道也”。都说明战争就是耍心眼、搞阴谋诡计的过程。但这里要区分的是进入战争状态与战争进行的过程。大家知道,古人开战之前要下战书,当今也有“宣战”一说,也就是说交战国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,这时要断交、撤侨,停止经贸,终止条约、协议。这就是“先礼”,也是一种法律状态。战争开始,双方开战,才能弃正用奇,弃人道用诡道,这就是“后兵”。一旦战争结束,又要进入法律状态,要败方赔款,要惩罚战犯。

象希特勒那样搞闪电战,象日本九一八、七七、珍珠港,都是不宣而战,那不叫“奇”,不叫“诡”,而是违反国际法,违反《战争法》,违反《国际人道法》,是流氓战。大家看海湾战争也好,伊拉克战争也好,美国或北约都要提前宣战。前些日子对叙利亚化武问题,也是提前警告,下最后通牒(哀的美敦书),你不交出化武,就要实施军事打击。绝不会搞突然袭击。但中共从来不这么做,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对越战争,都是突然袭击式的。它宣传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,实际却是夜里偷偷的过江,战争打起来,联合国军才发现中共已参战。共产党对宣战、最后通牒这种先礼后兵的方式,反而说成是对方在威胁、恐吓、讹诈。还有一点,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为什么叫志愿军?因为共产党面对的是联合国军,它自知理亏,因为是北韩违反国际法,先入侵南韩。如果用国家军队对抗联合国军队,就把自己摆在公理的对面了,所以中共自称、也对外宣称是民间自发自愿组成的军队,叫志愿军。为证明这一点,还要走形式,每一个入朝的军人都要签名加入志愿军。这段史实中共从来不提,这就是欺人又自欺。

战争就是杀人,讲什么仁义道德,“战争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”,这话是毛泽东说的,但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,看似有理,实则是斗争哲学的表述。志愿军的伤亡人数是联合国军的五、六倍,搞人海战术,它叫人民战争,共产党从来不把士兵的生命当回事,当兵的怎么保存自己?整连的军人冻死在阵地上。它保存的只是战争的指挥者。当年彭德怀闯毛泽东的卧室,打扰了毛泽东睡觉,闹得毛泽东挺恼火,“只有你彭德怀敢在我休息时打扰我”。这个历史事实大家都听说过,原因是什么没说,因为彭德怀带了一书包士兵冻掉的手指头,说“这个仗没法打了”。林肯说:“把敌人变成了朋友,不也是消灭了敌人吗?”这也是一种战争观念,这就是对待战争的道德观念,这与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对立的。

一个人在街上走,有人在背后突然给他一刀,这种行为就是共产党的行为方式。看中国的民众,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呼,九一一事件举国欢呼,有了杀人的武器高兴,看到杀人的行为高兴,人们的观念已经扭曲的多么厉害了。

一二百年前的欧洲,沙俄时期,在贵族、上层知识分子中还有决斗这样解决矛盾的方式,开始是比剑,有了火器以后是你一枪我一枪,简单利落。大家都知道,大诗人裴多菲就死于决斗。有人说裴多菲死于阴谋,但都是怀疑,没有确实的证据。我看还是用当今败坏的观念评价当时人们的行为,搞阴谋不是贵族、骑士的行为方式,是君子不齿的,大家看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,任何状况下都保持贵族的风度、品质、气质,他们有自己的荣誉感。

仁怎么变成傻了?

宋襄公开战前有礼,战争中有节,不是性格上仁义,他也没说自己讲仁义,不过是在遵守传统规范,当传统被破坏以后,人们才把遵守传统称作是仁义行为,这种现象也就是老子所说的“失德而后仁”,当人们不知道传统时,才把这种行为归结为个人性格、品质、素养问题,也就是尖与傻的问题。仁义一词,仁是仁,义是义,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,现代汉语中并列使用,就剩仁一个含义了。

当今人们已把仁这一概念等同于傻了。傻这个字,或者说这个词很特殊,作形容词用,傻瓜、傻笑,有贬义,作名词用,说某人是傻子,也绝没有表扬、夸奖的意思,但它的反义词是奸,或者尖。奸是邪恶、狡诈;尖有尖酸刻薄、刁钻、尖滑的意思,也不能说是褒义词(当然,尖还有新颖、上品的意思),一个词是贬义词,它的反义词也是贬义词,这在语法上就很奇怪了,那么问题只能说是出在人们对这个词的认识上了。

“傻子”一词,大概是指资质愚钝,或者是有思维障碍的人。笔者考证一下,但资料有限,不能肯定是否准确:先秦古文中没有“傻”这个字,大约在唐宋时出现,北宋时的《广韵》中有傻字。它的近义词有呆(獃)、痴(癡)、笨、拙、愚、憨、戆,但都难说是当今意义上的傻。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傻的解释是“糊涂、不明事理;或死心眼不知变通”。但这个解释并不明确,本身就说的糊涂。“事理”是指传统还是时兴?因为二者经常对立,正如宋襄公与子鱼的战争观念;“死心眼”是指顽固还是指守信用?这两种行为都会犯死心眼;“变通”是指原则性问题还是指灵活性问题?原则上变来变去是流氓。而维护传统、守信用、坚持原则就是傻么?

对傻的评价反映了道德观念的扭曲

但我又发现,恰恰是这种不明确的解释,反映了当今人们对傻的行为的认识和评价。傻这时又成了中性词,成了单纯、不成熟、不通世故的表述。当今人们认为,尾生高守信是傻,比干的忠是傻,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是傻,子路坚守“君子死冠不免”的礼节,结樱而死是傻,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是傻,这些行为现在的人绝不去做。就连黄万里反对建三峡大坝,也成了傻,当然那些院士专家们没人公开这么说,但南水北调工程无一人提反对意见,甚至不同意见都看不到,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。一个世纪型的工程竟没有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,这才是古今中外的奇闻。东线通水了,但结果引来的水比本地排放的污水干净多少呢?

笔者小时候听过当八路军的老人说过这样的真实的笑话:当年被俘虏的日本兵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,说共产党好,但却瞧不起八路军,为什么呢?他还分不清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一码事。他们说:“共产党的这个(伸大拇指),八路军的不行,刺刀的干活,铁炮的给。”就是说,本来是跟你拼刺刀,你却不讲规矩,向我开枪。这正是小人、下三滥的手段。小时候确实听说过,日本兵拼刺刀时,子弹要退膛。那位老八路认为日本兵傻,当时我们一帮孩子听了这个笑话也认为日本兵傻,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可悲的。

可悲在于衡量事物的善恶、正邪、是非、好坏的标准扭曲了,甚至没有了。现在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,“不赚钱我做买卖干嘛”,所以为了赚钱什么招数都使。这话与“战争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”是一个思维方式。做买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,各行各业都只是一种生存方式,那么生存方式就需要有规矩,能够生活就可以了,不能只为赚钱,过去传统社会,三百六十行,行行有规,所以医有医德,师有师德,武术就是防守和攻击,也要有武德,即使是乞丐,也有乞讨的规范,强盗也讲“盗亦有道”。现在靠诈骗方式乞讨,靠制造伤残儿童乞讨,靠博取同情心乞讨。现代绑票的,付了赎金还撕票。造成社会上“什么都有假的,只有骗子是真的”。这就是马克思讲“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”的结果,什么规矩都没有了。所以年轻人做坏事,你告诉他这是坏事,他根本不相信。不单社会上这样,国有垄断企业,比如说中国电信,坑崩拐骗、偷拿抢要,各种缺德招数都使尽了。传统观念被抛弃了,正如李洪志老师讲的“人类没有维持道德的心法约束了。”

我以前曾谈过,中国大陆人到国外,总认为外国人傻,外国人则认为中国人不可理喻。这里粘贴一段笔者以前的论述:

某个较有名气的老总当年在日本闯荡,曾将一枚硬币钻一小孔,栓一细线,在自动售货机投币,当售货机吐出饮料后,再将这枚硬币抻出来,由此可反复使用。问题在于,中国的报纸将这种行为当一种聪明介绍,它不认为这是道德问题,而是因为自动售货机有漏洞可钻。

在美国,一大陆人和一老外驱车上高速公路缴费,自动投币,无人看守。大陆人说:“如果投一游戏机筹码(即一铁片)是否可以?”老外想了想:“也能行吧。”接着就说:“怎么能那么想!”

是啊,怎么能那么想。那个大陆人是否感到了无地自容。我想那个大陆人只是看到这个漏洞,并不真的会去投筹码。但是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”(《老子·三十八章》),你虽然没有去做(不失德),但这样想了,也是“无德”。“有德”之人根本就想不到(不德)(《从鲁迅被共产党利用的问题说起》)。

将道德问题看成是智慧问题,正是道德败坏的表现,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称宋襄公是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了。再粘贴一段笔者以前的论述:

“战争打败了,甚至连性命都没有了,规则还有何用,君子还能何为?”这里,是非的观念被利害、得失的观念代替了,以生存为最高原则。而古人却是讲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的。文明讲规矩、讲规则,但利用战争不能伤害平民的规则,于是就用百姓在前面挡子弹,于是军人也穿平民服装,拿起枪来是军人,藏起枪来是百姓。你杀我,就是杀了多少平民,军民不分,全民皆兵。甚至中共还宣扬要打“超限战’。超限就是不受限制,不讲规则。流氓才不讲规则,所以超限战就是流氓战。《孙子兵法》说“兵者,诡道也”,诡道就不是人道,当然战争本身就不是人道的行为。共产党的一切行为都是不按规矩办事。正所谓君子难胜小人,正人不敌流氓。这是文明向野蛮的倒退。规则本来是规范人的行为的,反过来却成了被利用的工具,人类的道德就是这样败坏的。所以老子讲:“智慧出,有大伪”。古人认为,即使打了胜仗也要当做丧事去办理,因为杀人太多,要带着悲痛的心情到战场(《老子·十八章》)。而当今却隆重庆祝某某大捷,把它当成喜事来办,就是对战争的观念的变异认识。当然,这也是人类“发展”的结果,发展造成道德的败坏,这就是明证(《漫谈中国的传统道德及其在人们观念中的变异(二)》)。

我这里反复炒冷饭,是很多人总对所谓的发展进步津津乐道,而看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原因,反而在败坏的观念中沾沾自喜,不知道人类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。有些问题你掰开了,揉碎了给他讲,给他看,他也还是不明白、不理解,因为不符合他的观念,一切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全都不相信。孩童从有意识时起就接受党文化的灌输,头脑中已形成顽固的观念,要想改变确实很难。

反正我自己以后不敢轻易评价某某人傻、某某事是傻事,因为这恰恰反映了评价人的道德扭曲。除非有智障的人称傻,那是生理问题,如果把其它行为和事件称作傻,只能看作是观念不同的表述,而不同的观念则反映了不同的道德水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-2-1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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