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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和选择的悖谬——谈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(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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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  判断和选择的悖谬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谈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(4

 

作者:于阳

学生们都知道什么是判断题和选择题,因为在教科书中、在考试中必然遇到,二者不是一码事。但共产党有本事把它们搅和在一起,并且换来换去。“八九六四”开枪镇压的理由,就是用的这种思维模式。

但毕竟是开枪杀人了,总得有个说法、有个交代。于是先戴个帽子“动乱”,这就叫无中生有。就算是动乱可并没有发生暴力啊,凭什么开枪杀人?因为“及时的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,你说是全国打内战好啊还是镇压好”?这就叫偷梁换柱。于是它就可以说镇压是合理的,开枪杀人是合理的。

本来是杀人了,是对与错的问题,是个判断题,这个事实无法改变。它又加上一个“可能”,就变成选择题了,转移了杀人的问题,让你在镇压和内战之间做选择。况且是否是“动乱”也是需要判断的问题。这不邪吗?以这种邪掩盖杀人,这不恶吗?

我这里整理一下它的思维方式:当时是否是动乱,还不是确定的,所以是个选择题,它却肯定是动乱,换成判断题了。开枪杀人了,你不承认不行,是个判断题,它又说,开枪避免了内乱,是出现战乱好还是镇压好?又变成选择题了。它先是无中生有,把选择当判断;然后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偷换概念,偷换论题,又把判断换成选择;使用的语词由“动乱”到“内乱”再到“战乱”,混淆三个概念,而且三个概念逐步升级,完成了偷梁换柱的三级跳。不过现在提到“六四”,又换了一种说法,叫“六四风波”了。当然,我这里只是从思维逻辑上分析它的思维方式和过程,不触及这种行为的内容和实质。

这里需要说明和解释的是,用形式逻辑的概念说,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判断,不先判断,如何选择?上面所说的判断在形式逻辑中是指“模态判断”,模态判断就是“是就是是,非就是非,真就是真,假就是假”。而上面所说的选择在形式逻辑中是指“选言判断”,选言判断是“事物有几种可能性的判断”,共产党是通过混淆概念的手法将模态判断偷换成选言判断。现在的教科书中、考试中将判断和选择明显分开,笔者这里也只好用这两种概念行文。党文化将人们的思维方式搅和的混乱再混乱,要发现它的思维方式的错误就需要层层剥开,分析起来相当吃力。

人们在偏街里巷或许看到过,有顽童在墙上画只乌龟,上面写上某某的名字,或者墙上写着“某某某是我儿子”。这种俗不可耐的行为,没人会当真,但他用的即是无中生有的手法。早期,在老北京的街巷中有这样一个口头语:“你知道拿李三么”?(李三是指大盗燕子李三,当时在京城一带颇有影响,好不容易才把他捉住)。甲和乙争论,甲无理争不过乙,于是转移话题,说出这话,乙不知道拿李三,无话可说了,于是甲获得了胜利。“六四”镇压,共产党采用的就是这两种手法。笔者学识粗浅,这种思维模式的始作俑者没有在历史资料中发现。大概这种市井无赖的思维方式是不值得上史书的吧,但共产党一直在用,玩的很熟。

比如大跃进时期,毛泽东领一帮人参观一块亩产万斤的稻田,稻田里塞满了别处割下来的稻子,看的清清楚楚。这也太假了,四周的人窃笑而不言语,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,也发现了人们的神态,于是说:“气可鼓而不可泄啊”。意思就是共产党常说的“动机是好的”,“出发点是好的”,“精神是好的”。既然参观的是亩产万斤田,就应该让人们看看实在的东西,与“动机”、“出发点”、“精神”没关系。明明是造假问题,欺骗问题,他却偷换成是选择鼓舞士气还是选择打击士气的问题了。以致后来谁反对大跃进造假、说谎、吹牛,谁就是打击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,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再上升到是反对“三面红旗”,再上升到反党,彭德怀等人的言论就因此成为反党集团。用党文化它自己的语言叫“无限上纲”。

这种偷换论题的思维模式在毛泽东的文章或话语中经常出现,有兴趣的人不妨留心查找。当今的共产党用这种思维模式处理问题也相当普遍。

江泽民迫害法轮功,抓捕大法弟子,叫人写保证书,承认不炼了,就放人,不写保证就判刑、劳教。判刑的依据是法律条文,即使保证不炼了也是以后的事,还没有发生,没理由作为量刑标准,你既然把人抓了,就得确认人家犯了哪条法律。不是以是否违反法律为标准审判,而让人选择炼与不炼,然后决定是关是放,还是把判断偷换成选择。还有什么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,也是不以事实而以态度为标准。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被邪恶所用,造成历史上从未有的悲剧。

更可悲的是这种思维模式已经“深入人心”,所以有人说:“我要是邓小平,‘六四’我也会开枪”,“我要是江泽民,我也会镇压法轮功”,“我要是共产党,我也会搞独裁专制”。都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产生的话语模式。他就是不想想这种思维模式的错误:如果“我要是”不是“我要是”呢?其实实际上你不是“我要是”,那么“要是”就为假,“我也会”也就不成立。

这种思维模式的例子俯首皆是:

发生了矿难,不去解决生命价值、安全生产、赔偿标准问题,却说:“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”,怨你出生前没有选择好出生地。这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话。仅凭这话,此人就值得修史的人在《佞臣传》中留下一笔。

药家鑫开车撞了人,又返回去砍了八刀,将人砍死。他不去处理自己撞人的错误,而是考虑在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的多少的问题上做选择。

撞人之后再反复碾轧的事件,已有若干起报道了,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行为表现。

还有“我爸爸是李刚”,也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延展,不去处理事故而去寻找保护方式,显示自己无所畏惧。现在已经有人对此事辩护:“那只是一个孩子犯了错误以后的某种求助”。犯了错误而产生求助的念头,在心理学上是成立的,但以这种话语求助,恰恰反映了变异的思维和观念,况且他既然有了驾照,就不是孩子。问题是肇事逃跑已触犯了刑律,把它淡化成“错误”,也正是偷换论题。

生活在这种思维模式的社会中,甚至有这种思维模式的民众,是可怜还是可悲呢?恐怕给人的感觉只是可怕。

这种思维模式在兵法中包括无中生有、偷梁换柱、移花接木。逻辑思维上的错误是混淆概念、偷换概念、偷换论题。俗话叫转移话题,处于被动状态时的表现是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 

2013-2-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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