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外，谈论这个问题也好比医生看病，能确诊什么病和能否治好这个病是两码事。鲁迅看出了中国人的许多疾病，不但是为了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，他也为找到治病的方法而苦苦追寻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 但没有结果。这不单是鲁迅，而是中国许多知识精英、仁人志士所走过的路。我们只能批评医生是确诊还是误诊，不能批评他没有找到治病的药。

鲁迅已经失望，由此认为光会诊病，不拿药方，还不如不诊断，当这个医生反而有害。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就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。“我的作品……看了之后，使你麻木，还是使你清楚；使你昏沉，还是使你活泼？倘所觉得是后者，那我自己的裁判，便证实大半了。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‘醉虾’，虾越鲜活，吃的人便越高兴，越畅快。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，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，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，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，得到额外的享乐”（《而已集·答有恒先生》）。这大概也是当今许多“老实而不幸的青年”责骂鲁迅的原因吧。

在这里，我不愿意谈“希望”，因为我们仍然在“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”里，这是现实。也正因为许多人讲究现实，相信唯物论，唯物论最讲现实，所以不相信什么“《2012》”呀，“最后的审判”呀，“天灭中共”呀，“三退保命”呀。不相信，就看不到希望，反而认为是虚妄。甚至许多人还在堕落中沾沾自喜。

我发现，许多人对鲁迅反感，但又具体说不清什么原因，这都是大陆教科书造成的结果，是又一种捧杀，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转化到鲁迅的身上，用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”的思维方式，把鲁迅和共产党等同。一个小学生，把大学的知识灌输给他，自然不能理解，再加上教师用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授课，填鸭式的灌，必然会使学生反感。但不能说大学知识是错误的。不了解那个时代，不了解历史事件，不了解写作的环境、原因，没有一定的文化根底，怎么能理解文章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呢？“‘思想界的权威者’等等，我连夜梦里也没想做过，无奈我和‘鼓吹’的人不相识，无从劝止他”，“我本来也无可尊敬；也不愿受人尊敬，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，又被人摔下来”（《华盖集·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》）。“我也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，怕是教错了青年，记得曾在报上发表”（《华盖集续篇·不是信》）。

无论怎么说，鲁迅这个名字已不单是一个人名，已经成了一个含有政治内容的词汇了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。大概由于历史离的太近，笔者感到还没有能力评价他。这里引用《九评共产党》中的几段话，或许可使我们能够理解鲁迅的矛盾、忧患、痛苦和绝望：

“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，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，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。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。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，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，有病乱投医。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，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，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。不惜下猛药烈药，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。”

“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。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，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，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，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，反对中庸之道，急于走捷径，主张砸烂一切。他们中的激进分子，一方面报国无门，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，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，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，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”。

“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、学说、路线”。

“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”。

这大概可以使我们对鲁迅、对辛亥时期、民国时期、共产党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和理解吧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路历程，是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，不同的是走到了哪一步——国民党，共产党，无党派，大陆，台湾，海外。《民报》、光复会、同盟会、南社、《新青年》、太阳社、创造社、新月社、左联等等组织都是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分化，挫折，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弱点，是必不可免的。我很庆幸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共党分子，宋庆龄的悲剧没有在他身上发生。他的思想境界与十几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，二十年后回国的知识分子，三十年后的党员知识分子相比，绝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尽管在这过程中，暴露出了他的偏激、灰暗、绝望。当然，这不只是评价一个人的问题，是评价整个知识阶层、整个民族的问题。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

在当前批判共产党的大趋势中，我这些对鲁迅的评价会有人认为是不和谐音，不符合思潮，因为“鲁迅是一个含有政治内容的词汇”了，但我认为谈论历史人物没必要追随思潮和趋势，读者只需评判我说的对或者错，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你有还是我有。

2012-2-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