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外,谈论这个问题也好比医生看病,能确诊什么病和能否治好这个病是两码事。鲁迅看出了中国人的许多疾病,不但是为了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,他也为找到治病的方法而苦苦追寻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 但没有结果。这不单是鲁迅,而是中国许多知识精英、仁人志士所走过的路。我们只能批评医生是确诊还是误诊,不能批评他没有找到治病的药。
鲁迅已经失望,由此认为光会诊病,不拿药方,还不如不诊断,当这个医生反而有害。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就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(《呐喊·自序》)。“我的作品……看了之后,使你麻木,还是使你清楚;使你昏沉,还是使你活泼?倘所觉得是后者,那我自己的裁判,便证实大半了。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‘醉虾’,虾越鲜活,吃的人便越高兴,越畅快。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,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,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,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,得到额外的享乐”(《而已集·答有恒先生》)。这大概也是当今许多“老实而不幸的青年”责骂鲁迅的原因吧。
在这里,我不愿意谈“希望”,因为我们仍然在“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”里,这是现实。也正因为许多人讲究现实,相信唯物论,唯物论最讲现实,所以不相信什么“《2012》”呀,“最后的审判”呀,“天灭中共”呀,“三退保命”呀。不相信,就看不到希望,反而认为是虚妄。甚至许多人还在堕落中沾沾自喜。
我发现,许多人对鲁迅反感,但又具体说不清什么原因,这都是大陆教科书造成的结果,是又一种捧杀,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转化到鲁迅的身上,用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,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”的思维方式,把鲁迅和共产党等同。一个小学生,把大学的知识灌输给他,自然不能理解,再加上教师用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授课,填鸭式的灌,必然会使学生反感。但不能说大学知识是错误的。不了解那个时代,不了解历史事件,不了解写作的环境、原因,没有一定的文化根底,怎么能理解文章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呢?“‘思想界的权威者’等等,我连夜梦里也没想做过,无奈我和‘鼓吹’的人不相识,无从劝止他”,“我本来也无可尊敬;也不愿受人尊敬,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,又被人摔下来”(《华盖集·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》)。“我也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,怕是教错了青年,记得曾在报上发表”(《华盖集续篇·不是信》)。
无论怎么说,鲁迅这个名字已不单是一个人名,已经成了一个含有政治内容的词汇了,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。大概由于历史离的太近,笔者感到还没有能力评价他。这里引用《九评共产党》中的几段话,或许可使我们能够理解鲁迅的矛盾、忧患、痛苦和绝望:
“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,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,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。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。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,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,有病乱投医。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,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,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。不惜下猛药烈药,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。”
“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。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,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,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,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,反对中庸之道,急于走捷径,主张砸烂一切。他们中的激进分子,一方面报国无门,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,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,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,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”。
“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、学说、路线”。
“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”。
这大概可以使我们对鲁迅、对辛亥时期、民国时期、共产党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和理解吧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路历程,是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,不同的是走到了哪一步——国民党,共产党,无党派,大陆,台湾,海外。《民报》、光复会、同盟会、南社、《新青年》、太阳社、创造社、新月社、左联等等组织都是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,在这一过程中,分化,挫折,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弱点,是必不可免的。我很庆幸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共党分子,宋庆龄的悲剧没有在他身上发生。他的思想境界与十几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,二十年后回国的知识分子,三十年后的党员知识分子相比,绝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尽管在这过程中,暴露出了他的偏激、灰暗、绝望。当然,这不只是评价一个人的问题,是评价整个知识阶层、整个民族的问题。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
在当前批判共产党的大趋势中,我这些对鲁迅的评价会有人认为是不和谐音,不符合思潮,因为“鲁迅是一个含有政治内容的词汇”了,但我认为谈论历史人物没必要追随思潮和趋势,读者只需评判我说的对或者错,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你有还是我有。
2012-2-15